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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型模式探究

点击数:104882017-07-07 

[内容摘要]在家事诉讼中,我国一直套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规定,婚姻家庭纠纷作为主要的民事纠纷类型之一,有其自身特点,婚姻家庭纠纷案件具备人身关系属性,诉与被诉当事人之间一般存有人身性质上的亲属关系,这与普通民事纠纷在审理上应注重加以区分。当家事诉讼中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时,现行立法与诉讼程序已难以有效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世界范围内都倾向实现的价值目标,是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践行司法精神和稳固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前提。

[关键词]家事 未成年人 诉讼 保护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架构中,家事诉讼的模式仍依赖于普通民事诉讼法定程序和制度规定,以当事人权利本位为基础。在涉及到离婚、抚养权、探视权、监护权等争议问题上,仍旧以父母权利为本位。这一做法其实质是忽略了未成年人的实体权益,不仅有违司法精神和道义原则,还将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

一、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利益保障缺失

就目前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问题来看,在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的家事案件审理中,不利于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程序性架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独立的诉讼地位,诉讼能力不足。在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大多没有诉讼地位,无法参与到诉讼中去,法官仅能根据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即未成年人父母双方的意见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原则,无法直接倾听未成年人的声音、感受未成年人的意愿。此外,即便司法人员允许未成年人发表意见和看法,相当数量的未成年人因年龄小、认知能力不足,容易受外界因素左右,无法准确表达自身想法,进而无法有效保障自身权益。涉少普通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子女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父母基于法定代理人身份可代为进行诉讼,提出诉请。但家事诉讼中,父母往往拥有当事人和法定代理人双重身份,当两者所代表的利益相冲突时,当事人多数会倾向以自身利益为中心,而忽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致使未成年子女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我国法律在法定代理人自身作为当事人这一特殊情况下,未成年子女的诉讼代理权是否仍应当归属于处于对立双方的法定代理人这一问题上处于默认姿态,即可推断出涉少家事案件的审理在法定程序的适用与诉讼代理人的确定上仍参考普通涉少民事案件的审理。

(二)法官消极居中裁判,未成年人利益受损。普通民事纠纷一般会涉及财产性诉讼争议,这类纠纷大多可依据客观标准、现实证据和硬性法律条款进行定性评判,确定以当事人为本位、法官居中裁判可最大程度地发挥司法的公平公正性。然而,民事诉讼强调平等主体间的对抗、博弈,法官如果仅仅作为居中裁判人员,将处于相对被动的境地,无法发挥自身作为司法主体所应当适度干预的力量。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家事审判中,家事纠纷所具有的人身关系上的依存性导致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容易受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家庭关系的私密性使得客观证据的采集变得尤为棘手,即便采集到相关证据,对于证据的可采信度亦须斟酌。由此,单纯依靠法官的居中裁判将难以达到实质公正。家事诉讼的特殊性促使其审理程序及制度规定应有别于普通民事诉讼,当家事诉讼中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考量时,则须另行启动民事审判的特殊程序,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法官能够依职权对司法进行适度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因当事人双方的非理性意思表示而造成的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出现。

(三)刚性审理程序难以抚慰家事诉讼中遭受情感损伤的当事人及未成年人。中国古语有云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何难断,无非在于家庭人事关系的复杂性、私密性。家庭与公共区域相隔离,家事具有私密性质,在财产和人身关系的双重属性之上,利益具有多处交叉融合,很难像普通民事纠纷一般厘清内部复杂权益关系,财产关系与情感因素相交织,在涉及婚姻关系的诉讼中表现的较明显,一味依靠民事诉讼程序审理家事案件显然不能达到最理想的法律效果。在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身心处于发育阶段,父母双方的矛盾纠纷从家庭内部拓展至法院公堂之上,一则不利于保护当事双方与未成年子女的个人隐私权,二则构成对未成年子女心理上的二次伤害。目前的审理程序中,刚性审理机制难以弥补对未成年人心理上造成的情感创伤,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发展。

(四)诉调对接与调解机制的待完善。近年来,我国已全面启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进程,加强诉与非诉的有效衔接机制。家事审判中,刚性审判程序需要配备柔性调解机制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我国目前的婚姻法在关乎调解这一层面,并未作出强制性规定。例如在对待离婚案件的审理中,《婚姻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立法并未明确必须使用调解作为审理婚姻家庭案件的前置性程序,在涉少家事案件的审理上,将调解纳入到前置程序可一定程度上降低涉及抚养权、探视权、监护权等争议所产生的有损未成年人利益的发生率。

二、国外立法中对涉及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处理

(一)英美法系国家对未成年人利益的法律保护

英美法系国家十分注重对儿童权益的维护,他们将儿童权益的保护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福利体制内的重要一环。

英国《儿童法》(Children Act 1989)明确提出儿童福利原则要求法院在决定任何有关儿童的问题时,都要考虑儿童的最大利益。1】此外,为更好地保障儿童权益,英国《儿童法》第7条第1款规定,任何情况下,法院在依照本法考虑有关儿童问题时,需要准备福利报告,该福利报告可由司法福利员准备,也可由社会工作者或监护官提供。司法福利员、社会工作者或监护官在对未成年人家庭及周边环境进行详细调查考证、与未成年人进行思想上的沟通交涉后,可据此分析总结出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为恰当的提议,并以报告的形式提供给案件主审法官,有效弥补了未成年人因年幼而认知受限所造成的无法向法院表达真实意愿与感受的现实缺陷。提供福利报告并不作为一项独立证据而影响裁判内容的实质性意义,但可为法官在审理涉及未成年人家事案件中提供裁判依据,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社会观护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社会观护制度是引入社会力量,由社会观护员对民事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开展审前调查及心理疏导,为涉少民事审判提供更为客观、全面的参考依据,在调解或判决结案后,由社会观护员进行回访观护,全面保障未成年人权益。1899 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法》第6条规定:“1、根据法院要求,对该孩子进行调查;2、在案件审理时代表孩子利益出席法庭;3、根据法官要求向法院提供情况和帮助;4、按法院指示在审理前或者审理后负责照管孩子。伊利诺伊州的少年法院在对这些少年案件作出判决时,首先决定的一般都是保护观察,其次才是交付寄养家庭、安置予团体之家、私立机构等。对家事审判与少年审判进行融合,成立专业化家庭法院。家庭法院不仅管辖传统上与儿童有关的虐待、疏忽、收养以及青少年犯罪案件,而且还管辖传统上由综合法院管理的离婚案件、涉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确定成人程序案件以及就虐待等颁发保护令的案件等,充分显示少年司法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极大保护。

澳大利亚于200171日施行新的澳大利亚《儿童法》,规定在法院诉讼中,14周岁至18周岁的儿童就本人的照料、抚养、监护及与父母的接触等相关事务,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出庭等,从而增强儿童的法律地位,增加离婚时儿童的权利和父母的责任。2】澳大利亚现行离婚法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必须保障当事人未成年子女的最大利益,法院可依职权主动介入指定也可依社会福利组织或其他相关人员的申请,为案件当事人子女设定诉讼代言人,达到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宗旨与目的。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将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称为人事诉讼,人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所遵循的处分原则与辩论原则并不一致,民事诉讼强调当事人的主导地位,民事诉讼的宗旨是以当事人权利为本位,法官作为居中裁判人员,依法做消极定案。而人事诉讼则需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当事人的处分权,强化法官的职权定位,突出公权力的有限行使。

日本在《民事诉讼法》外制定了专门的《人事诉讼法》和《家事审判法》,《民事诉讼法》解决亲权与监护正常发挥作用时的涉少民事案件,而当亲权监护发生冲突或发挥不力时,则适用《人事诉讼法》和《家事审判法》所规定的专门程序。日本法将公益性强需要国家干预、监督、保护的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按非讼程序审理,遵循职权主义、限制直接言词、并排除裁判对法院的羁束力。3】在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酌定与探望权的确定上,往往采用职权主义,加大公权力的干预力度。适度扩张未成年人诉讼行为能力,《人事诉讼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当法定代理人的利益诉求明显违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时,允许有意思能力的未成年人亲自参与诉讼,发表意见看法。此外,日本《民法典》第826条规定了特别诉讼代理人制度,特别代理人的诉讼行为在不改变亲权监护的前提下,有与法定代理人相同的授权。日本法制兼采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精神,较好地处理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利益维护问题。  

法国作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在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诉讼代理权方面作出特别规定,《法国民法典》第287条第1款规定,亲权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在双方不能协商一致时,或者法官认为所达成的协议违背子女利益时,法官得指定由子女在其惯常居住处的父或母单方行使亲权。这一情境下,亲权转由法官依职权确定,法官在确定亲权归属时的重要参考依据是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人员,这一法定依据的根源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情感依托与需求,考虑到的不仅是未成人自身利益问题,还有其情感归属与自身意愿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三、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中我国立法与司法现状

“我国现行《婚姻法》从总体上看,亲子关系的确定、未成年子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以及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和权利,在婚姻法中均未得到充分的体现。”【4】这说明我国婚姻法重婚姻关系,轻亲子关系。这与传统文化和社会格局存在一定关系,中华法系究其本质即倡导礼法,以父权为根基的家长制社会遗留的痕迹表现在私法的立法领域则是父母权利本位思想的贯穿。婚姻法在家事案件中未成年人利益的保障方面并未作出细致规定,在立法上仍留有空白。司法领域中,我国在审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时一直遵循普通民事诉讼模式,并未有所区别对待。

然而,最近两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已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并确定将由试点单位根据家事审判与少年审判的相似点进行合并试点或分头试点的规划。这一改革试点工作将为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带来新的思路和契机。目前,全国已确定100家基层法院和中院作为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各家试点法院均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先试先行改革办法,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等,皆针对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制定了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社会观护制度,针对社会观护工作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处理带来了新的解决思路,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行为模板。具体而言,涉及未成年人家事审判的特色大致可归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转变审理思路,变更审判模式。家事审判应当区别于普通民事审判程序,制定专门的《家事法》与《家事诉讼法》尤为必要。在涉及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参与其中的家事纠纷时,民事诉讼法的刚性审理程序已不能全然适应,必须将能够帮助控制、转变非理性情绪的审理要素纳入到家事案件的审理中去。首当其冲的便是审判模式的转变,使家事法庭在外观布置及内设制定程序上均有所突破,例如,设置“圆桌审判”、法庭外观突出温馨格局、增加多媒体及新型网络应用设备等,在放眼可触及的范围内表现出迥异于传统法庭布置模式的具有“人性化”“人情味”的新型家事法庭布置模式。

第二,大力发挥诉前调解功能,调判有效衔接。调解相较审判而言,更易于被接受、更具柔情性质、更为有效发挥居中人员的主体性。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以诉前调解为起点,可恰当避免未成年子女因父母双方对簿公堂而造成的二次心理伤害。在诉中适时介入调解一则能够发挥审判人员的主动性,二则可能扭转因硬性判决而带给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的现实不利影响。此外,全程调解的设立亦契合使“调解回归本位”的纠纷解决理念。

第三,法院主动介入,引导诉讼。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中,法院对未成年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进行主动引导和释明,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身心发展、认知能力的不同,在诉讼引导和释明上做相应区别对待。诉中,法官可主动依职权调查取证、参考家事调查员与专业心理咨询师意见建议、指定未成年人诉讼代理人等,更大程度地发挥审判主体性,参与甚至主导诉讼程序,弱化以当事人权利为本位的民事审判理念,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家事诉讼的审判宗旨。

第四,贯彻实施社会观护制度。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前,从社会组织与公益机构中选拔社会观护员,由社会观护员对未成人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成长与学习情况等进行细致调查、访问,根据调查结果形成书面调查报告;诉中,则协助法官当庭出示并宣读社会观护调查报告,接受原被告双方质询;诉后,社会观护员对未成年人进行回访观护,了解裁判履行情况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状况,根据裁判履行情况的不同及未成年人身心影响状况的差异性调整后续回访的时间、频次等。

第五,建立心理干预与防护机制,确保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在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中引入心理咨询人员与情感疏导人员。在家事审判庭法官的选任上,侧重于选拔已婚女性、具备心理学专业知识及丰富社会经验的审判人员作为家事法官,鼓励家事法官取得专业心理咨询资质,以更好地审理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此外,注重与专业心理机构对接联络,形成内外有效结合的心理干预与防护机制。

在安徽马鞍山,雨山区人民法院作为全国百家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之一,针对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主张先试先行,逐步创新审判思路、变革审判程序。主要特色创新工作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审理模式上,采用“圆桌审判”方式,推行“亲情修复”理念,从情感、意志等非理性方面入手,以女性角色为主的审判团队与陪审组织参与案件的审判、调解。未成年人大多具备丰富的感性感知力而缺乏理性思维力,因此,女性的感性、亲和力和柔弱感更为契合儿童心理,更易被接纳、被认同。二是在审理程序上,实行家事案件的不公开审理、调解优先、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法官依职权介入等,在短期内取得了较好社会效果,获得较高满意度。三是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裁判文书的制作上,雨山区人民法院家事法庭在文书后作附页处理,例如,针对探视权纠纷,文书后附有详细的探视权规则,细化探视标准;在抚养权纠纷上,附页则尝试引用传统儒家经典格言,训明亲情伦理是人伦法则最为重要的一环,从情与理的双重角度规劝当事人。四是在心理干预机制上,鼓励家事法官取得专业心理咨询资质,形成专门的家事调查组织,从社会机构引入心理咨询师与情感观察员,内外相结合打造心理疏导团队。家事调查员诉前从未成年人自身与其居住、学习环境取得一手调查访问资料,形成专业性的调查报告提供给心理咨询师与案件承办法官。心理咨询师在调查报告与现实直接接触的基础上,制作出个体心理防控计划书、实行预先干预和防护。法官在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中,则会斟酌参考调查报告与心理咨询意见,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

目前,我国家事审判改革工作正在有序施行、推广中,尽管现实层面,针对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仍处在试验、探索阶段,很多方面仍有不成熟之处,但随着试点工作更深层次的逐步推进,势必会总结归纳出符合国情的少年审判模式与制度,进而促进家事诉讼立法的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 谢京杰:《中英儿童权利保护立法与必需品法实践之比较研究——以家庭法的相关规定为视角》,《家事法研究》,2005年卷,第295页。

2 陈苇、王鹃:《澳大利亚儿童权益保护立法评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家庭法和子女抚养(评估)法为研究对象》,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5期,第11页。

3 【日】许斐有:《儿童权利与儿童福利法》,信山社,1996年版,第20页。

4 王丽萍:《亲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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